樓市話山論見：后疫情時代，中國市場成境外資金的“香餑餑”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的背景之下,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出現了斷崖式的下跌。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UNCTAD）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2020年上半年，全球FDI同比下降49%。

但是，在此背景之下，中國的外資流入卻依舊保持了韌性，實現逆勢增長。根據商務部12月15日發布的最新數據，今年1月到11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8993.8億元，同比增長6.3%。而且已經連續8個月實現同比正增長。

在整個“十三五”時期，中國吸收外資占全球跨境直接投資（FDI）的比重從2015年的6.6%提高到2019年的9.2%。預計中國吸引外資總規模達6900億美元左右，年均引資規模比前一個五年時期增加超100億美元。

外企們用真金白銀“投票”中國經濟

疫情并未影響全球巨頭增資中國的步伐。以上海為例，在特斯拉之后，丹佛斯、達索系統等跨國公司紛至沓來。外商們“真金白銀”的投資匯成了這組數據：今年上半年，上海實到外資102.8億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長5.4%；新增跨國公司地區總部26家、研發中心10家，累計分別達到746家和471家。

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上海投資促進中心主任趙曉蕾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專訪時如是分析：“疫情與貿易戰疊加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中國市場或將成為境外資金的‘避風港’。”

早在2018年，中國宣布允許外資全資擁有電動汽車制造企業。特斯拉成為中國政策的受惠者。特斯拉在上海建造的“超級工廠”，是美國之外的首個特斯拉工廠。

僅用357天，上海臨港的一片農田就變身為特斯拉超級工廠。今年二季度，特斯拉生產了超過82000輛電動汽車，并交付了約90650輛汽車，高于預期的74130輛。其中上海工廠做出了重大貢獻。這家全球市值第一的車企首次連續4個季度實現盈利。

馬斯克在今年二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中表示，上海工廠的零部件國產化率目前為40%，至2020年底預計將達到80%。

今年年初在國產Model 3交付儀式上起舞的馬斯克，就曾多次贊嘆上海速度。他說：“感謝上海市政府的支持和上海團隊的工作，我們共同創造了令人驚嘆的上海速度。”

今年5月，上海出臺新政加快特色產業園區建設，欲復制一批“ 特斯拉項目”，推進一批新動能產業。

所謂特色產業園區，主要突出“三特”，特定產業方向、特優園區主體、特強產業生態，聚焦集成電路、生物醫藥、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材料、智能制造等6個關鍵領域核心環節。

可以說，從“特斯拉奇跡”的誕生到“上海速度”的復制推廣，見證了上海對優化營商環境孜孜不倦的追求，更折射出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決心與行動。

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外資直接投資的最大接受國

來自UNCTAD的研究顯示，中國市場依舊保持著對國際投資者的吸引力，中國是除美國之外，外資直接投資的最大接受國。

趙曉蕾認為，雖然全球FDI連續多年持續下跌，但中國依然是FDI的凈流入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國的持續開放政策、發展數字經濟背景下的數字基礎設施的投入和日益改善的營商環境。

趙曉蕾進一步分析：2018年，約55個國家和經濟體出臺了至少112項影響外國投資的政策措施，其中，外國投資限制和監管正在增加，在新的限制和監管中，發達國家采取的一些措施是為了解決國家安全問題。由于政府干預，2018年許多跨境并購交易宣告失敗。至少有22筆交易因監管或政治原因受到阻礙或被取消——是 2017年的兩倍。9筆交易出于國家安全考慮被暫停，3筆交易因競爭 、主管機構的關切而被撤銷，還有3筆交易因其他監管原因被中止。另有7筆交易因東道國主管的批準拖延而遭放棄。

“國際投資協定改革行動帶來了新的挑戰，對環境、社會和治理因素的融合考慮已從小眾做法轉變為主流業務，”趙曉蕾說，“中國經濟在后疫情時代中對這三方面都表現出了良好的恢復能力，體現了中國經濟的韌性。”

近期，國際知名工業軟件提供商達索系統公司將亞太總部搬至上海，“我們正處于發展的加速期，看中的是上海優質的營商環境和中國乃至整個亞洲蓬勃發展的勢頭。”達索系統全球執行副總裁羅熙文對記者說。

中國的速度、韌性，以及政府支持的力度和知識產權保護的進步，推動著這家法國跨國公司加大在中國的投入。

疫情疊加貿易摩擦，加速全球價值鏈重構

不過，此次全球疫情以及其帶來的二次沖擊已嚴重影響到全球的生產和貿易，其對投資領域的影響也是深遠的。

今年3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報告顯示，新興市場的資本外流達到了驚人的830億美元，這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資本流出。

與此同時，提出緊急融資請求的國家也前所未有地達到了80多個。盡管一般來說國際直接投資的波動性較小，但新冠肺炎疫情將對國際投資產生重大影響。

UNCTAD在3月26日預估，受疫情影響，在2020—2021年期間全球國際直接投資將減少30%～40%。因此可以預見，工業化經濟體的需求和生產停滯以及從發展中國家的撤資引發的“第二次沖擊”將為全球生產網絡帶來持久的影響。

趙曉蕾認為，病毒與貿易戰的疊加加速了全球價值鏈的重構，中國應改變在過去30年中的被動全球化，轉而變成主動全球化，圍繞中國市場的消費升級、高質量發展的國家戰略，進一步用開放的市場主動吸引以可持續性技術為驅動的新一輪外國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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